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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低龄犯罪制裁的空白填补

来源:万方期刊网  时间:2017-09-25 09:34:27  点击:

作者:傅雨晞

  摘要:当今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不在少数,根据我国刑法的现行规定,低龄未成年人作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在犯罪后对其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保护有余、救济不足。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成本过低,屡禁不止。寻求针对未成年人的有效刑法配合机制等方式以
  遏制低龄犯罪的扩张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制裁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
  近年来,未成年人故意伤害、盗窃、抢劫等案件频发,特别是各地校园内多起未成年人对同龄人实施的严重暴力行为一度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在这些事件中,未成年人行为之粗暴、手段之残忍另人惊骇。又如,某地市区沿街店面被撬盗的案件持续高发,据公安调查后发现大部分案件都是两个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所为,总计在市区作案200多起,涉案金额60多万元。此外,在该市,低龄未成年人实行的寻衅滋事、入户盗窃、强迫卖淫、抢劫等犯罪行为在2014年度达到680多起。虽然犯罪嫌疑人多次被公安抓获,但因未满一定年龄,又无相应的法规处理,通常在教育后即被释放,陷入屡抓屡放的循环,成为了当地的治安隐患。可见,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严峻,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
  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目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刑法秉持宽容的态度,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
  放火、爆炸、投毒罪等八种严重行为中,才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诉讼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样充分,满足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可以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使这类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得到保密,极大减轻了犯罪行为对其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以教育为主的现行政策并没有有效的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充分的保护反而助长了低龄犯罪的趋势。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对受害者和社会的救济不足与刑事责任补充适用措施的缺失。
  二.未成年人犯罪中对被害人和社会救济手段的缺失
  相比对未成年人罪犯的严密保护,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和社会整体在遭受损害后得到的救济和保障显得薄弱。特别是对于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刑法规定免于处罚,在刑法之外也很少有制约的措施。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下,少数未成年人有了“犯罪要趁早”
  的想法,将法律的保护当做违法犯罪行为的挡箭牌。一些青少年盗窃团伙甚至公然叫嚣要将盗窃行为持续到16岁。在刑法的保护下,低龄犯罪没有有效的制约措施、肆无忌惮。
  事实上,刑法或者其他行政法规并不是没有为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处理的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是,满足哪些条件才算“必要的时候”,以及政府收容教养的具体程序却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更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实践中,公安机关有权批准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但出于日益重视的人权保护,对收容教养的适用也日益严格。以浙江省为例,在实践中一般对未成年人的故意杀人、抢劫等暴力、恶性犯罪才适用收容教养。这使对程度一般的暴力犯罪的处理陷入空白,只能靠学校和家长的道德约束,犯罪行为的隐患并没有真正化解。公安机关对于这类未达刑事处罚年龄的犯罪,因没有可适用的规范,通常在几天之内就只能释放行为人。多数社会上的青少年盗窃团伙或者校园暴力事件的行为人在经过特定的处理程序之后又很快回归社会,而这类人群的重复犯罪率居高不下。
  再者,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也直接导致了收容教育的适用的不平衡,在某些地区,因政府收容教养的成本过高,又不是强制设立的机构,这一制度很难被适用。此外,舆论环境也使收容制度的实行陷入了困境,收容教养被错误的与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归等相继废除的制度视为一类。实际上,收容教养制度和前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劳动教养被质疑主要是因为行政法规无权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收容教养制度却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刑事处罚措施之一。从刑法的角度看,收容教养存在本身具有合法性,只是程序规范缺失使其合法性屡遭质疑。
  可见,在现实中对未成年人犯保护有余,对被害人和社会因此遭受的损失救济不足。因此带来的严重危害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满刑事责任年龄可以不受刑法处罚本来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体现,但由于其他辅助手段的缺失,刑法的预防、救济功能难以实现,与刑法原本的目的背道而驰。以近来频发的校园暴力案件为例,低龄施暴者得不到有效的隔离,使更多的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受到威胁,受害人遭到少数未成年人的故意伤害却无法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救济渠道。为了保护一个破坏者的人权,不特定多数的无辜未成年人陷
  于危险、恐惧的环境中。不少在校学生因校园暴力,已经出现自尊心受挫、厌学、恐惧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原本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应有的威慑力下降,成为了低龄犯罪的护身符。因此,针对新的形势,社会有必要重新衡量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在低龄犯罪者和
  社会一般公民的利益之间做出合理的抉择。
  三.刑事责任及补充适用措施的建立
  根据以上对现象和现有法律制度的分析,对于低龄犯罪的案件,现行刑法规范有必要做适当的调整,并建立一套针对低龄未成年人在刑事责任之外的补充适用规范,以缓解低龄犯罪难以管控的现象。以下途径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可行性。
  1.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在低龄犯罪多发的情况下,许多学者提出了降低刑事责任的必要性。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够完全认知并控制。“只有当行为人在行为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才能认定该行为是有责的反社会的行为。”由此可见,刑法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智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还未具备充分认识、管控自己行为的能力,以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标准来评价未成年人的行为过于严苛。于是,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自1979年《刑法》就确定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即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至今为止最低的刑事责任年龄依然是14周岁。然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信息流通量剧增,与30多年前相比,社会整体的智识已有了大幅度提升,以30年前14岁的智力水平来衡量当今青少年的水平已经不合时宜。
  在各国的刑法中,“成年人”的标准各不相同,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也是参差不齐,不同时间、地域,同样的年龄所具备的认知能力有很大的区别。法律来源于现实生活,立法应当适应时代的变迁,衡量规范的设置是否合理应当视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而定。就
  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成人化、职能化、暴力化,目前的刑事责任年龄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在前文所提到的“屡抓屡放的循环”已经给司法资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减少低龄刑事犯罪带来的风险和降低社会治
  理成本至关重要。一些学者认为下调最低刑事年龄不符合“人道”,但本文认为,对少数人的“人道”应建立在保护多数善意公民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这也是《刑法》存在的根本目的。若对少数罪犯的“人道”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危险、恐惧之下,则是以空泛的道德
  观绑架了社会的现实根本利益,也是对多数无辜公民的“不人道”。
 
 
 
 
 
  虽然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必要性,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适合作为长期的立法目标,不适宜一蹴而就。因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改变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审判方式、执行手段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有完善的配套法规与相对丰富的司法资源给予支持。因此,在正式立法降低责任年龄之前,需要有一个作为缓冲的过渡阶段。
  2.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
  相对于直接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方式来遏制低龄犯罪,先行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从避免年龄限制的绝对化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扩大对低龄未成年人审判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直接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来说是更为柔性的政策,在立法修改的转折期显得更具有可
  行性。
  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在英美的刑事司法审判中得到适用。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是指在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对其实行的客观犯罪行为有充分的认知能力,且该未成年人带有极大的恶意多次实行或造成严重后果,则认定为该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意足以补充其年龄上的差距,在刑
  事程序中视为完全责任能力人。
  现实中,未成年人犯罪并不是因为不懂法律而是充分利用了“未满十四周岁”保护壳,“犯罪要趁早”、“偷到16岁”的肆无忌惮的心理都是源于刑法过度严密的保护,而司法机关的束手无策又加剧了低龄犯罪的趋势,使低龄犯罪在“极低风险极高收益”的诱惑下愈演愈烈。通过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成本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后受刑法制裁的风险,可以减轻此类低龄犯罪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恰好可以弥补我国刑法对低龄犯罪“救济不足”的软肋。
  此外,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来说,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引入同时也是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契机,有助于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从聚焦于法条规范逐渐演变为善于灵活分析每个案件背后的情理逻辑。至于在该问题的判断上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则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规
  定,例如可以通过从数量、手段、动机等客观方面来判断行为人主观的状态,在此不再赘述。
  3.在刑事责任之外建立相应的配合机制
  目前,我国刑法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后救济措施单一。如前文提到的,刑法法定的政府收容教养没有完善的程序规范、因各种原因也不能得到普遍的适用。于是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后果竟只是责令其父母加强监护。而事实上,多数低龄犯罪的原因就
  是因为父母无时间、无能力管理教育造成的,以“加强监护”这一空泛的原则性条款作为严重暴力犯罪和多次犯罪的唯一后果,显得救济过于空虚薄弱。因此,在刑事责任之外建立一套完善的辅助措施势在必行。首先,立法机关有必要为收容教养的执行方式、程序、审判、决定权等具体内容以法律的形式做统一的规制。除此之外,为低龄犯罪者建立专门的学校,进行集中教育也是可行的途径。我国早期普遍存在的工读学校具有类似的功能: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和教育,在招生上强制性和义务性相结合,属于普通教育的范畴。此类学校也应逐步发展成为每个地区必备的救济机构,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或慈善机构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或加之帮扶性质的辅助措施。对于家长无力管理的低龄犯罪者,法律应当赋予司法部门转移监护权的权力,将监护权转移到社区或其他有能力承担责任的机构或个人。当然,这些刑法的补充配合机制都需要有一套透明严格的明文适用程序,而非公权力部门的任意适用。在司法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这类配套机制对降低重复犯罪率与公安重复受理案件的成本都大有助益。
  综上,在目前我国刑法对低龄犯罪的行为人保护有余、对受害人和社会所遭受的损失救济不足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应重新衡量对低龄犯罪者的保护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亟需制定行之有效、使罪责相适应的制度来遏制犯罪低龄化的趋势。
 
  参考资料
  1.〔德〕李斯特著,徐久生译,《德国刑法教科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69页。
  2.钟燕芬,《谈社会低龄化犯罪》,《法制与经济》,2011年8月,第77页。
  3.刘世恩,《对我国工读学校立法的思考》,《法学杂志》,2005年第11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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